郭占恒: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之四)

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昌荣、人杰地灵、富饶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世界浙商网讯2019-08-13 10:29:00来源:浙商智库作者:郭占恒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锐意进取,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商智库特别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副院长郭占恒对浙江70年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实现的历史变革,做了专题深入研究。现将研究成果分四次刊发,以飨读者。 

     

  文|浙商智库副院长 郭占恒 

  1949到2019,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对有幸生活在这70年的中国人来说,则是前所未有地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解决温饱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在这70年的伟大变革中,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昌荣、人杰地灵、富饶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建基立业起步、改革开放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等多个历史节点和多个领域,闯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七、开放进程由封闭僵化到开展省际协作,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由外贸大省、开放大省到建设开放强省的历史变革。 

  开放的本意是张开,敞开,释放,进而指对外开放,加强与国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敞开胸怀,积极吸引海外学者和外国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与前苏联、东欧有着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同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引进,但受制于冷战环境和“左”的思想影响,总体上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丧失了不少机遇,拉大了同世界的差距。

  新中国真正的开放,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从浦东开放开发到创办各类开发区,从沿海开放到内地开放,从经济开放到全面开放等,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成为与改革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以开放先行,开放包容,开放图强,开放强省的海纳百川精神,创造了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的生动实践,形成本土浙江、省外浙江、海外浙江等“三个浙江”的发展特色。 

  1、广泛开展省际合作,形成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开放格局。浙江毗邻东海,属南北融合之地,对外吸纳海洋文化,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唐宋后渐成东亚文化的集散地,近代又参与上海开埠和宁波开埠,具有深厚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蕴。这种“开放”基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充分释放。1979年9月,浙江为解决经济发展急需的煤炭资源和原材料供应问题,积极开展省际间的经济技术协作,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经济协作领导小组”,并设日常机构“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全省经济、物资协作的政策制定、计划安排、分配调度以及组织管理工作。先后同山西、河南、上海等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煤炭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等10多个部局,一些全国性公司、大型骨干企业等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同时,浙江企业面向市场,通过各种渠道把大批原材料采购进来,把大批产品销往各地,逐渐形成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 

  2、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参与西部大开发。进入新世纪之初,浙江面对资源要素制约和企业发展扩张的需求,亟待谋划新的发展思路,拓展新的发展空间。2003年3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上海、江苏考察,着眼于“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加强与沪苏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努力在互动共进中实现沪苏浙三省市的共赢发展。同年7月,省委在“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2004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的跨越。同时,着眼于全国发展大局,提出著名的“地瓜理论”和“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思路,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略,在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进一步拓展浙江的市场和空间。 

  16年来,在各方共同推动下,长三角一体化范围由沪苏浙两省一市扩展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内涵由经济技术发展到交通、能源、港口、信息、金融、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全方面,地位由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定位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近年来,浙江把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为大事来抓,2017年7月,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安徽学习考察、共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积极参加编制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杭州、金华、嘉兴、湖州等9座城市签订长三角地区共建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等,使长三角一体化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大平台。同时,浙江在全国各地的投资与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解决了当地上千万人的就业,向当地缴纳了上千亿元的税收,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创造了相当于省内浙江的销售产值,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浙江。 

  3、外贸外资外经“三外”联动,“引进来”“走出去”并举,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对外开放是浙江开放的重头戏和主战场,也是浙江发展壮大的重要成因。(1)大力发展外贸。外贸是浙江对外开放最广为参与的领域,可以说千家万户做加工,千家万户搞外贸,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特点,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1978年浙江外贸出口总额只有0.70亿美元,到2018年增至4325亿美元,其中出口由0.52亿美元增至3212亿美元,年均增速均为24.4%,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0.5%升至12.9%,出口规模在全国的位次由第11位升至第3位,成为全国著名的“外贸大省”。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升至43.5%和6.6%,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6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3815亿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居全国第2位。(2)积极引进外资。浙江从无到有,从中外合资到外商独资,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不断加快扩大利用外资的步伐,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1980年7月,杭州引进200万港元建立了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杭州西湖藤器有限公司。尔后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4年的252万美元增至2018年的186.4亿美元。到2018年,累计批准182家世界500强来浙投资企业614个,投资总额376.5亿美元;累计设立的外资企业61080家,累计涉及外资达1941.3亿美元。(3)主动拓展外径。浙江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今,浙江有200多万浙商活跃在世界各地,在海外设厂、开展并购、承包工程、设立境外研发基地和营销网络等,对外投资项目遍布六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浙江经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737家,在境外设立6个经贸合作区,境外直接投资备案额1262亿元,国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518.9亿元,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2589人次,海外浙江人经济越做越大。同时,世界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由最初的摆摊开店、把浙江暨全国商品卖出去,到创办进口馆、举办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把国外商品买进来,实现由“卖全球”到“买全球”并重的转型升级。 

  4、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构建全方位联通世界、全省域优化布局、全领域拓展深化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改革一样,开放永无止境,开放永无终点,开放永远在路上。坚持开放理念,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转型,以开放促提升,是浙江发展的制胜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按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要求,突出开放强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优化浙江的营商环境,努力在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中继续走在前列。目前,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多项改革属全国首创。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不断攀升,占全国比重从2014年的9.6%上升到2017年的10.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占全国的15%,投资额占全国的5.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已成为浙江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义新欧”班列开通了9条运输线路,不仅把中国商品运往世界各地,也扩大了进口,法国红酒、西班牙建材、德国汽车零部件等更加便利进入中国。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等三大对外贸易新业态皆源于浙江、兴于浙江,并走向全国。自2015年以来,连续召开了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密切加强了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和经贸往来。一个全面开放、高层次开放的浙江,正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断书写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篇章。 

  八、科教文卫由低水平恢复,到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实施科教兴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实现人民生活由摆脱贫穷、解决温饱到以人为中心全面发展的历史变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人的发展也是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浙江素有“耕读传家”的遗风,文化底蕴深厚,曾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人墨客。然而,就总体上说,解放前由于长期“三座大山”的压抑,浙江的科教文卫事业很落后,人民的生存发展很艰难,人均受教育程度很低,人均寿命也很短,即使是文人墨客也大多处于一花独放、有高峰无高原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恢复发展学校教育入手,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使浙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1、科教文卫事业历经国民经济三年恢复,一五计划快速发展,到“文革”后走向全面振兴。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人民政府随即接管浙江大学等公立学校、收编、改造、查封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在随后进行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间,浙江把迅速恢复发展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小学开始实施五年一贯制,中等学校特别是中等技术教育等到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行了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调整后成为多学科的高等工业学校,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同时,医疗卫生、文化事业、新闻出版、体育运动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扑灭了由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细菌而流行10余年的鼠疫;扑灭了过去每年平均死亡500多人的霍乱;过去全年流行的天花已近绝迹;部分地区劳动人民对肺吸虫的感染已得到制止和治疗等,还召开了第一届体育大会。接着,在1955年12月下发的《浙江省1953—1957年五年计划纲要》即“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适当地增长社会文教福利事业,以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有力推动了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后来,由于左倾路线影响和十年“文革”动乱,科教事业发展一波三折,直到改革开放,才迎来科技教育发展的春天。1977年8月和10月,浙江省委先后召开了全省科学工作会议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进行科技和教育界的拨乱反正,部署迅速恢复发展各项工作。随后,又接连推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事业、卫生事业的恢复发展,使浙江的科教文卫事业走上全面振兴的道路。 

  2、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实施科教兴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大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和主战场。浙江省委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从1982年开始对科技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举办首届科技交易会、改革拨款制度、发展企业办科研机构、制定科技进步奖励条例、组织科技攻关等。同时,在全国率先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90年底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教育体系。接着,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确立了科教兴省战略,作出《关于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的决定》,强调要真正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同时,提出建立起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使教育结构更加适应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为此,浙江大力调整高校布局,加快发展高校园区,加强高校学科建设等。随后,1999年12月,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并制定《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努力把浙江建设成为全民素质优良、社会文明进步、科技教育发达、文化发展主要指标全国领先、文化事业整体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实力走在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2005年7月,省委在《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进一步作出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的部署和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尤其是2006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明确提出用15年的时间使浙江省进入创新型省份行列,基本建成科技强省。经过长期努力,浙江科技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到2018年,全社会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2.52%,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1.8%;学前3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为99.0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1%,初步实现了科教强省的目标。 

  3、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实施“六大健康工程”,开展“双下沉两提升”,大幅提高人民医疗健康保障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城市深入开展以铲平“垃圾山”、清除“蚊蝇窝”、改造下水道、改进防蚊设施等为重点的清洁卫生工作,建立卫生保洁制度,建立保健站,建立家庭病床,设立健康档案,实行计划免疫,从而消灭了疟疾、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等传染性疾病,涌现出杭州小营巷等一批卫生模范单位。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亲临小营巷视察卫生情况,极大鼓舞了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2003年打赢了防治非典的斗争,2005年提出建设卫生强省和“实施六大工程”,即农民健康工程、公共卫生建设工程、社会健康促进工程、科教兴卫工程、“强院”工程、中医药攀登工程,这“六大工程”成为浙江全面推进卫生强省建设、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抓手。接着,在长期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基础上,2006年12月,省政府制定《浙江省体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 体育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小康健身工程”。2013年,为改变基层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创新开展“双下沉、两提升”工作,推动医疗资源和医务人员下沉基层,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满意率。到2018年,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92.0%和98.6%;卫生机构数由1949年的288家、1978年的6939家增至2018年的3.3万家,同期医疗机构床位数由0.6万张、6.2万张增至33.2万张;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8岁提高到2018年的78.77岁,净增加40.77岁,超过全国平均76.4岁和世界平均72岁的水平,人口死亡率也由13.96‰下降至5.58‰。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4、弘扬“枫桥经验”,创新“后陈经验”,实行“三治融合”,构建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民主法治相辅相成,人民需要民主,社会需要法治。浙江在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进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基层治理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2004年初,武义县后陈村率先开展村务监督探索和试点,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著名的“后陈经验”。2010年,全国人大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写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陈经验”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2017年12月,中办、国务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实现了基层实践与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2013年以来,桐乡率先探索试点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嘉兴、温州先后探索提出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发展模式等,也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和影响。从全省看,2004年5月,省委作出“平安浙江”建设的决策部署,2006年4月,省委又作出“法治浙江”建设的决策部署,同时在“两山”理念指引下,“美丽浙江”建设持续发力,这有效促进了社会治安、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到2018年,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升至96.8%,连续15年居全国前列,是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从1952年的39.7%上升至61.2%,稳居全国前列,人居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好。(本文系浙江大学恒逸基金2019年立项课题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郭占恒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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